从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开始，蒋介石的政治地位上升之快，是令人惊讶的。这既是蒋介石政治军事才能的体现，又是他对权力不断追逐的结果。蒋介石权力欲望极强，对总统之位垂涎已久，但其当选之路却是充满波折。
中原初定 通过约法欲“训政”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战胜了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首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权力欲日益膨胀，认为“训政”时期已到，想挟军事余威，召开国民会议选举总统，登上总统宝座。
1930年12月，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出迅速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的提案。1931年初，提案通过后，民国四老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联名致电给广东籍中央监察委员古应芬、邓泽如等人，希望以国家前途为重，摈弃前嫌，促成国民会议早日召开。
抱着“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理念的胡汉民，虽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帮了蒋介石不少大忙，但看到蒋介石想当“五院”之上的总统，见人就大发牢骚表示不满，想用立法院院长之职行使法律权力限制其独裁。蒋介石不吃文人这一套，1931年2月28日，将胡汉民骗至南京汤山软禁起来。
蒋介石开始着手起草约法。被软禁的胡汉民通过文官长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联系孙科，决定反蒋。反蒋势力暗流涌动。古应芬辞职南下，孙科带领再造派骨干去了广州，新任立法院院长林森、司法院院长王宠惠也都离开南京。4月底，反蒋派以蒋介石非法扣押胡汉民为由开始发难。胡汉民、孙科、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形成反蒋大联合。蒋介石苦心策划的国民会议有流产的危险。
蒋介石也管不了够不够法定人数，合不合法定程序，于5月5日，硬着头皮照样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用民主的形式粉饰了法西斯主义统治，确立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加强了蒋介石的专制独裁。
蒋介石操纵国民大会，引起了反蒋派的极大不满。5月27日，反蒋大同盟在广州会集一堂，联合成立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反对声势不断加大，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乱手脚，使出以守为攻、拉拢分化的老招术，但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只好表示：“国民会议只应制定约法，不必且不应提出总统问题。”
就在蒋介石将精力用在对付反蒋派和“剿共”之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结束了胡汉民8个月14天的软禁并道了歉。宁粤双方开始议和谈判，粤方提出的合流条件是：蒋介石必须下野。
面对困局，蒋介石以退为守，于12月15日请辞国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之职。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林森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孙科当选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出席开幕式后，就带着宋美龄到溪口老家“还乡归田”去了。
孙科还没有走出“公子哥”的状态，面临财政外交两大难题，很快感到支撑不下去了。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以代替原先负责军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又重新上台，虽然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而且还当上了权力更大的“蒋委员长”，但是面对内忧外患，加上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当总统的事看来是要搁一搁了。
二、国府还都 迫不及待忙制宪
抗战虽然搁置了当总统，却使蒋介石实现了以前难以完成的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统一，还作为中国战区抗战的最高指挥官，有了“民族英雄”的美誉，其威望和权力达到顶峰。
蒋介石集党（总裁）、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军（委员长）大权于一身，是中国实际掌权者，但许多职务都是“中国特色”的，参加外交活动时需要翻译老半天，还会让西方认为他是个“军事独裁者”。那个能够普遍得到国际认可的“国民政府主席”，早已让老蒋设成虚职，不经意间已经给林森当了十多年，一时也不好意思收回。好在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病故，蒋介石顺理成章地第二次出任国府主席。虽早已大权在握，蒋介石当总统的欲望依然强烈，看来他还需要一个表面民主、政党政治集中，实际依然专制的“新包装”。抗战胜利后，处于政治巅峰的蒋介石认为机会成熟，不想再拖了。但当总统当应有个程序，否则，又要让西方人笑话了。
中共和进步力量提出抗战胜利后召开国民大会，先使老蒋开放部分民主和权力，组成联合政府，然后再重组能够体现中共和国民意志的国民政府。蒋介石顺势开始部署召开国民大会，想当“民选”总统，但避免内战争取民主的主张他是断然不会接受的。国共双方分歧明显，谈判没有进展。为了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联合政府拟实行内阁，总统被设为虚位元首。
1946年，为了国民大会正常召开，中共作了让步，1200名10年前的代表和850名新选举代表，共2050人成为国民大会代表。蒋介石得寸进尺，要求以《五五宪章》为蓝本通过宪法。《五五宪章》照搬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条文，赋予蒋介石极大权力，还要取消中共合法地位。中共和民主进步团体当然无法接受。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态度更加坚决。
蒋介石一边打内战，一边不顾中共、民盟及其他爱国人士抵制，筹备召开国大。1946年11月12日为国大预定开幕日，为表“诚心”，欢迎中共参加，南京政府发言人还表示会议推迟3天，在大会主席团成员中为中共、民盟分别保留了5个和4个名额。在中共的影响下，许多代表没有出席，最后到会的只有1355人。
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谈判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大会”准备通过伪宪法，声明中共不承认这次大会。
蒋介石增加了两个大会主席团名额，把青年党和民社党拉了进来。国大开得“有声有色”，制定了采用议会制的宪法。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通过并于1947年1月1日公布，随后成立了全国及各省、市选举事务所，并筹备举办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和立、监委员的选举。根据选举法，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为直接普选，监察委员则由各省、市参议会以间接选举法选出。
三、战事不利 “回光返照”当总统
由于种种“剿共”不力，蒋介石筹划已久的“行宪国大”延期至1948年3月底才匆匆开场。洪友兰丧气地说，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等大城市，如不提前召开，两地被共军占领，国大就没有东北代表了。蒋介石打气说，实行宪政，选举“总统”，就能争取到更多美援，消灭共党就不难。
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危机，已经使蒋介石的威信大打折扣，甚至受到了美国的指责。蒋介石“以退为进”，表示“不参选总统”，提出希望胡适当选。这样做，原因有三，一是为了“忽悠”美国人，二是因为“总统”并没多少实权，三是蒋介石想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让李宗仁放弃竞选“副总统”。
胡适终于被说服候选“总统”，但李宗仁是铁了心地要当“副总统”。蒋介石似乎有点后悔“偷鸡不成蚀把米”。好在国民党内要求蒋介石候选总统的呼声很高。很快，“总统”在法理上被授予实权。蒋介石被众人“劝驾”，欣然接受中央“总统”候选人提名。
既然是选举，总不能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吧，好在终于有居正陪选。选举结果可想而知，蒋介石终以2430票当选“总统”，居正以269票落选。
“副总统”选举竞争十分激烈。最后李宗仁终以1438票对孙科的1295票微弱胜出，当选“副总统”。李宗仁是实力派，其桂系实力在当时仅次于中央军，蒋、李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既是“兄弟”，又是“对头”。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有白崇禧在外手握兵权，在内参与政权上完全可以与蒋介石抗衡。这怎能不让老蒋心存余悸？就连于右任向李宗仁表示祝贺，都算得罪了蒋介石。蒋、李之间的矛盾此后更加白热化。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上戏弄了一下李宗仁，自己穿着长袍马褂，使一身笔挺军服的李宗仁，活像一个大副官。
有人以两位“总统”候选人名出上联“蒋中正居正”，意为蒋介石当选“总统”，位居正中。不久就有一下联对出：“周恩来徐来。”徐来是位电影明星，与周恩来并列是有点牵强，但却能让人想到共产党部队就要打过来了！
蒋介石当选“总统”后，没有忘记光宗耀祖。他在总统府内专辟修谱办公室，聘请吴稚晖为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将自己出任由国家“宪法”选举产生的第一位“总统”之职写进族谱。
四、悔改初衷 好梦难圆再下野
5月20日，是蒋介石正式就任“总统”的好日子，但他没有一点好心情：“今日为余就总统职之日，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日之甚，每念国家前途、人民苦痛以及革命责任，惶惑不能自解，当选以来，无时不作辞退之想，而今日就职更切辞职之念矣。……党员之跋扈嚣张，只顾争权夺利而不能存有革命历史与民族利益之存在也。党纪扫地，党性荡然，如何能维持现局，战胜共匪，无奈只有决心辞职下野之一途而已。”
圆了“总统梦”的蒋介石很快就从梦中惊醒，战局的发展十分不利，开始后悔当“总统”了。6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安对张治中说：“从四月到现在，是最黑暗的局面。症结就在我当了总统，我在庐山已决定不当总统，希望胡适之出来当选。这是一种转机，一个重大的关键，能够照我的愿望做到便好了！但是大家不赞成这样做，这是最大的失败！这个失败是一时挽转不过来的。”
经过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的三大战役，解放军争取起义、投诚、接受和平改编与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共154万余人。东北、华东、中原地区已经被共产党部队占领。
蒋介石的“败相”早就给美国人看出来了。美国在华官员们的报告，详细揭示了蒋介石种种劣迹和南京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提出由李宗仁接替蒋介石的建议，并开始与桂系密订计划。
李宗仁等人知道蒋介石主张与共产党决战到底，但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又不被共产党看成和谈对象，正处于战不能胜、和没人谈的尴尬局面。美国也公开出面逼蒋下野，12月25日，司徒雷登亲自出马来到蒋介石官邸劝其下野。宋美龄在美国争取美援依然没有进展。没有夫人陪伴的蒋介石度过了一生中最难过的圣诞节。
面对桂系逼宫，蒋介石不但表示“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决不接受任何方面压力，还曾密令军统特务暗杀李宗仁，后觉不妥而取消行动。
形势对蒋愈加不利。1949年1月17日，司徒雷登对李宗仁明确表示，如果一周内蒋介石不肯下台，美国政府将支持李宗仁到武汉发表主张和平的声明。
蒋介石看到美国的态度如此，知道是该下台的时候了。21日上午，蒋介石在美龄宫三楼基督凯歌堂默祷告辞，中午，宴约五院院长，表示辞行之意，下午2点，在憩庐官邸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表示引退，“让德邻（李宗仁）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并且“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李宗仁在接职文稿上签字后，会议结束。当天，南京中央社正式播发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文告。下午4点10分，蒋介石面容憔悴，穿上浅色长袍、深色马褂，一手拄着拐杖，与送行的官员一一握手后，携宋美龄登上“美龄”号专机，往东南方向飞去。他知道这一去很难再回来了。蒋介石恼羞成怒，对当初劝驾的人抱怨道：“当初自己不愿当总统，就是你们这些人硬将我推上总统宝座，这是个天大的错误，才搞到这种局面！”蒋介石的这次“总统”任职只有9个月。
李宗仁于21日便成了“代总统”。白崇禧不愧为“小诸葛”，早有预言要当就当“真皇帝”，如果“代理”则将一事无成。李宗仁上任后很快就知道了有职无权的滋味。
五、兵败大陆 复职“总统”居一隅
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就在李宗仁的“副总统”办公室对面，虽然空着，李宗仁始终没搬过去。李宗仁还是常在傅厚岗官邸办公。过去是不想与老蒋碰面，现在是看到老蒋的空位子都不舒服。蒋介石的戎装照还挂在总统办公室墙上，就像是幽灵一样，掌控着一切。
蒋介石在溪口频频会见国民党军政领导，对军事、政治、经济、人事仍在掌控。来溪口的国民党将领络绎不绝，如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林蔚文、李弥、阎锡山、刘斐、刘安琪、袁守谦、熊笑三、万耀煌、陈诚、宋希濂、关麟征、俞大维、周至柔、胡宗南等，溪口俨然才是军事指挥中心。李宗仁请阎锡山和居正带信到溪口，表示对蒋干扰和谈的不满。
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宗仁离开南京后，没有随国府迁粤到广州履职，而赴桂林老家闲居，向蒋提出条件。蒋介石在阎锡山等人调解下表示：“一切权力交出，五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李宗仁继续收拾着残局。
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指挥着顽抗。国民党在大陆的地盘不断缩小，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广州。蒋介石出访菲、韩后于7月14日飞抵广州，任“非常委员会主席”。蒋、李关系日益紧张，张发奎还曾劝李宗仁“把蒋介石扣起来”。李宗仁没有扣留蒋介石，却以国家元首的身份，教训指责了老蒋一番。一向只会教训人的老蒋面对诘责，只能默默聆听。8月，蒋介石在台湾成立“总裁办公室”，负责实际指挥。
蒋介石离粤返台后，又两次赴粤指挥防务，但一点没有减缓国民党的溃败速度。10月14日，广州解放。国民政府又迁到了重庆，后又迁至成都。李宗仁面对败局，既不辞职，也不表示退意，以“治病求医”为名一走了之，去了美国。蒋介石负隅顽抗，于12月10日午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乘专机离蓉赴台。
李宗仁移居美国，又未宣布放弃“代总统”之职，这就给蒋介石的复出制造了“法律”上的障碍。为了清除这种障碍，1950年2月12日，国民党监察院为了替蒋介石的复职制造“法理”上的依据，提请台湾“国民大会”弹劾李宗仁。许多“国大代表”请议决蒋总裁早日恢复行使“总统”职权。3月1日，蒋介石“不负众望”重新上台，宣布恢复行使“总统”职权。但这个“总统”只不过是个地方行政长官而已。（陈宁骏 陈宁欣））